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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大清爬到了中央集权制的最高峰,然而,还是亡了

    2022-06-25  奥卡姆剃历史   |  转藏
       


    摘要

    一个事物达到了顶峰,必然随之进入下降趋势,就如同抛物线一般,但这个下降趋势,一般会延续很长,但大清之亡,却是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,就相当于中国帝制史在它最辉煌的时刻,戛然而息了。

    大清帝国版图

    在中国历史上,大清帝国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制的巅峰,清帝国皇族虽是僻居东北的满族,但入主中原后,依然将这一套制度玩儿得得心应手,军、政、财的制度安排上,无一不顺畅丝滑,皇权更是无与伦比的巩固,然而,大清还是亡了。

    从哲学上来讲,一个事物达到了顶峰,必然随之进入下降趋势,就如同抛物线一般,但这个下降趋势,一般会延续很长,但大清之亡,却是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,就相当于中国帝制史在它最辉煌的时刻,戛然而息了。

    为何如此?原因当然多多,但最重要的,还是钱闹的。

    01

    你可能没听说叶方霭这个人,但因他而留下的“探花不值一文钱”这句话,你可能听说过。

    叶方霭是江苏昆山人,顺治十六年,也就是1659年,叶方蔼高中在会试中一甲第三名,也就是高中探花,被清廷受翰林院编修。

    1661年,顺治帝崩,康熙继位,索尼、鳌拜等四大臣的辅佐朝政。

    这时江宁巡抚朱国治上了一份奏章,附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,开列了他的辖区内所有欠朝廷税款的乡绅士人的名字,共一万多人。

    这个巡抚还真不怕麻烦,光这一万多人的名字就够他写几天的了!

    叶方霭的老家也在这个巡抚的辖区,叶方蔼居然也上榜了。

    而且写明了叶方蔼所欠的税款——一厘银子,也就是一两银子的千分之一,一两银子值一千文大钱,一厘银子也就是一个铜板。

    辅政四大臣看到这份奉章后,来了个狠的,下令江宁巡抚朱国治按照规矩办事,凡是积欠税款的都革除功名,多的还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。

    朱国治也没想到朝廷会这么处理,他本来只是想用这份奉章来表现一下自己,让小皇帝和辅政四大臣看看,在你们的领导下,我是多么得尽职尽责啊,把欠咱们钱的人查得一清二楚。

    没想到朝廷要对这一万多人治罪,本业像这种事儿,查出来了,补交就完了,可是这次不但要补交,还要治罪,这把朱国治也吓了一跳,但他没办法,不能抗旨不遵啊。

    于是名单上的一万多人都受到了牵连,有功名的被剥夺,已经当官的也要降级任用,叶方霭虽然已经在京城作了翰林院编修,虽然他只欠了一个铜板,但依然收到了降职命令。

    这不没有的事儿吗?叶方蔼连连叫冤,但朝廷对这次事件很重视,一点后门不开,叶方霭只得接受了贬官,也因此留下了“探花不值一文钱”这句老话。

    当然,叶方蔼后来还是被重新启用了,因此人极具才华,还连获升迁,在刑部右侍郎任上去世,获“文敏”谥号。

    当然,这是题外话,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。

    关系大的,是在这次事件中,为什么连欠一个铜板的都要收拾呢?

    当然是因为帝国的财政状况了。

    满清入关,在经过了一系列战争后终于一统华夏,继承明朝体系,还很明智的与民休息,鼓励开荒种粮,使得经济恢复得很快。

    清帝国的财政来源当然主要也是这些农业税,当时江淮是等富庶地区,但当地的士绅阶层一直就有避税的传统,他们并不愿意足额交税给这个新生的帝国政府。

    朝廷当然也知道,恰巧这时朱国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本,于是朝廷借机就开展了一场严打偷逃税款的活动,叶方蔼就这样成了一个不幸的榜样。

    02

    有清一代,除去清皇室刚入主中原,为巩固统治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前几十年的时间,以嘉庆帝为分界线,其前期的综合国力还是相当可观的,单从版图上来讲,它统治的地域之广是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所所未能达到的,它的综合国力在当时的世界也还是领先的,但嘉庆之后,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,嘉庆本身又是一个守成的皇帝,这使得这个老大帝国开始从巅峰下降,甚至是断崖式的下降。

    咱们仅从清帝国的财政安排上就可看出这一点。

    和历朝历代一样,清朝政府的收入来源,也主要来自农业人口的赋税,不同的是,清朝的税收政策,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,更简单明了,易于掌握。

    清继承了明朝的改革成果,也就是一条鞭法。

    所谓一条鞭法,就是简化税赋,什么人头税啊农业税啊,不再分门别类计算,而是都摊入土地,你有多少地,就计算出要缴多少银子就行了。简单说,就是“以地为本”,这让政府操作比起以前简单了很多,效率当然也就高了。

    在这个基础上,清政府又朝廷了三大改革。

    一是康熙五十一年(公元1712年),皇帝宣布“新增人丁永不加赋”。“赋”指的就是人头税。本来一条鞭法就弱化了人头税,还有的地方把人头税摊入了土地。但是,从理论上讲,人头税还是要根据人口的多少来计算的,一个家庭多了一个人,就得多缴一份人头税,那时又没有什么统计手段,即使有统计手段,人们也有很多方法方便地逃避人头税。

    当时国力强盛,也不在乎这点人头税了,与其为这点钱天天折腾官员和老百姓,不如简单一些,所以康熙就以前一年的人口数,也就是大约2400多万为基数,说以后不管人口怎么增加,政府只征收这些点人口数的人头税,增人不增税,减人不减税,整个额度始终保持在2400多万份。

    这就相当于人头税固定下来了,既然已经固定,把这些钱直接摊到全国土地之中,与农业税合并征收,这不就更省事了嘛。

    所以又有了摊丁入亩的改革。

    摊丁入亩一方面使得税收简单易行,但另外一个重大作用是,政府只要摸清了全国土地状况就行了,土地的变化不像人口那么频繁,所以政府也就懒得每年统计人口了,这就相当于放松了户籍管制,促进了人口流动,而“流动”是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,社会也因此开始繁荣。

    到了雍正二年(公元1724年),又做出了第三个重大改革:火耗归公。

    这项改革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工资问题。

    和我们想象的不同,并非作了官就可以衣食无忧,荣华富贵了,中央政府因负担太大,而官员队伍太过庞大,给他们的工资基本很少,有的朝代甚至都不发工资,这些官员们也只能从民间寻求灰色甚至黑色收入。

    所谓火耗就属于灰色地带,政府收税收上来的大多是农民缴的碎银子,要把这些碎银子统一铸成五十两的大块银锭,然后再上缴中央国库。那么在这个铸银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的损耗。

    这些损耗政府当然不肯承担,只能老百姓承担,所以他们在缴税的时候,会多缴一点,以弥补“火耗”。

    但多缴多少呢?这就是地方官员说了算了,这当然也成为他们敛财的一个主要手段了。

    雍正也知道这回事儿,但他又看不惯官员们挣这个灰色的钱,所以他就把这事儿公开化了,政府统一征收火耗银,然后再把这部分收入分配给官员,名叫养廉银。

    官员有了养廉银,皇帝告诉他们,以后不准再搞什么灰色收入了,再搞就是腐败,要办你了。

    当然,这份养廉银对于官员来说,那是一项大大的收入,超过工资很多,成了官员的主要收入。

    经过这三大财政制度上的改革,奠定了清朝二百余年的税收体制,高效而节制,稳固而可靠。

    03

    我们经常说康乾盛世,指的其实就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,乾隆在位六十年,其末期其实已呈颓势,这咱们先不说,是另外一个话题。

    盛世的标志之一,除了没有大的战乱,就是人口的繁盛。

    有清一代,人口的最高峰达到四亿以上。所以后来抗战时我们叫“四万万同胞”,也就是四亿中国人。这个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    在乾隆时期,人口数竟然比康熙时期增长了十倍,达到了二亿多人。

    人口增长本来是会带来人口红利的,但当时的皇帝没有这个概念,相反对此很是忧虑。

    忧虑啥呢?当然忧虑的是自己的统治了。

    乾隆就曾说,天下太平时间太久了,人口繁衍太多,而土地是无法增加的,人多而地少,就会有人吃不上饭,吃不上饭就会闹事,造反啊。

    如果那时有现在的各种各样的避孕手段,相信乾隆一定会大力推广的,呵呵。

    那人多了怎么办呢?

    鼓励人们开荒呗,除了中原地带,什么广西、贵州这些山林地区都被开发出来了。

    还是种地。

    这就是农业国家的惯性思维,眼里只有地,地里刨食才踏实。

    其实人口过剩时,也正是发展工商业的最佳时机,皇帝从来没有把人口看成是巨大的财富,更没意识到,如果让人们自由地发展工商业,它给国家提供的税收,会远远大过农业税收。

    你可能会说,不能用今天我们的想法去要求那时的统治者。

    其实,早在乾隆时期,中国已不是清之前的中国,清之前的中国,用有的历史学家的说法,是“中国之中国”,也就是中国自成一体,与整个世界没有什么关系;后来发展到“亚洲之中国”,其实是“东亚之中国”,也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,最多就是让征服自己周边的小国,使之成为臣属之国;但到了清朝,中国已不可避免地、被迫地成为了“世界之中国”,中国和世界必然要产生关系。

    事实上,乾隆时期就已接待过几拨西方世界的来访,但一个老大帝国的思维无法跟上形势的变化,乾隆视西方世界为“撮尔小国”,以中央帝国的傲慢直接无视正在发生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。

    世界正在发生蓬勃变化,大清朝依然在四处开荒。

    巨量增长的人口,没有给乾隆带来应有的人口红利。

    咱们再说回来。

    清前期稳固而顺滑的税收体制,保证了国家财政的充盈,每年的收入都高于开支,府库里就会堆积越来越多的财富。

    多到什么程度呢?多到清政府竟然几次实行全国性的免税举措。

    康熙四十八年(公元1709年),国库存银五千万两,大约相当于当时两年的财政支出。雍正即位之初,随着摊丁入亩改革的进行,国库再次丰盈,存银六千万两。乾隆三十七年(公元1772年),国库存银更是达到七千八百万两。

    康熙五十年,宣布免天下钱粮,在未来的三年里,分地区轮替着将农业税完全免除。第二年又宣布“滋生人丁,永不加赋”。

    乾隆十年(公元1745年)、三十五年(公元1770年)、四十三年(公元1778年)、五十五年(公元1790年),以及嘉庆元年(公元1796年),五次免天下钱粮。

    说实话,免税这种事儿,在中国历史上,也就只有清代做到了这种程度。在西汉文帝时代,虽有推行过类似措施,但规模小得多。

    康乾盛世,确实不是白叫的。即使清朝前期发动的战争并不少,但从财政上来说,从没缺过钱。

    如果中国只是“中国之中国”,或“亚洲之中国”,那清朝代表的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巅峰,可能会存在的时间更长。

    但历史没有如果,中国已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了“世界之中国”的阶段。

    当中国处于康乾盛世、享受着中央集权制的巅峰带来的超爽体验时,在欧洲,一场伟大的制度变革正在破坏着他们的中央集权制,进而使得欧洲完成了一次弯道超车,把两千年以来一直处于领先位置的华夏帝国远远地抛在身后。

    在清兵入关、正式创建全国性政权的那一年(公元1644年),英国人正在打内战,此刻距离国王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还有五年;欧洲大陆也还处于三十年战争的凋敝之中。

    但是,经过一百多年后,我们的老大帝国还在老路上慢慢腾腾前行,而欧洲,已狂飙突进了。他们摆脱了农耕的束缚,完成了工业革命,政府依靠工业、金融杠杆获得更多的税收。

    而清朝的第一次财政危机,马上就要到来了。

    04

    乾隆一死,嘉庆继位。

    有人说嘉庆只是守成之君,其才能完全比不得康雍乾,说清之亡,实亡于嘉庆。

    这么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,但也忽视了嘉庆所处的整体环境的变化。

    嘉庆继位没几天,就扳倒了乾隆的重臣和绅,从这一点来看,嘉庆初期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。

    奈何他没赶上好时候。

    他很快遇到了第一个大麻烦——白莲教叛乱。

    嘉庆继位的第一年,嘉庆元年(公元1796年),四川、湖北、陕西一带就发生了规模巨大的白莲教叛乱。

    平定这次叛乱,花了九年的时间,耗费了两亿两白银,乾隆留下的国库里有存银七千多万两,不但耗空,还得想法开始从人民那里征收特别税了。

    好在嘉庆没有胡折腾,只是守成,没有出现大的问题,老百姓们也还能过日子。

    如果嘉庆像明末崇祯帝一样,再想来番励精图治,可能大清亡得更快一些。

    随着平定白莲教叛乱,清朝政府又迎来了一段和平时期,财政这才慢慢稳定下来。

    但是,闭关锁的国,是锁不住的,到了公元1840年,在与西方的首次首次冲突中,国门被打开,以割地赔款为结局。

    中英战争的直接花费是一千多万两白银,赔款二千一百万两,此外广东省还请求核销了三百万两经费,总数约在四千万两白银,约合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,还不算是太大麻烦。

    而且,由于国门打开,清政府终于从单纯的农业税收中,多了一项财政收入,那就是关税,中外贸易额不断上升,关税自然也就增长了。

    中外贸易的展开,也刺激了清帝国内部,开始重视工业、商业,社会开始发生转型。

    工商业多了,政府又多了一个税源,就是可以收商业税了。

    如果历史就此发展下去,不用什么特别的外力助力,相信清帝国也会像欧洲的国家一样,虽然慢一些,但早晚会完成社会、国家的转型。

    但历史没有给清王朝这个机会。

    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,这场运动,彻底把清帝国拖入了毁灭的边缘。

   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最富庶地区,整整十四年,清政府才将其镇压。

    南方有太平天国,北京则有捻军叛乱,也肆虐了十四五年,整个清帝国,陷入于大混乱。

    用于平叛的花费,达到四亿三千多万两白银,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。

    清帝国伤筋动骨了。

    05

    但这一次,拜国门开放的福,清帝国没有走历朝历代的老路。

    历朝历代,一旦出现战争,只有一条路,那就是向老百姓加征特别税,直至人民无法承受,起而反之,一个朝代灭亡。

    但清帝国没有走这条路,而学习西方政府,借钱打仗。

    清帝国的财政,有了一点现代政府的意味。

   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,终于迈出了借债这一步,最早的借款发生在上海。由清政府的苏(州)、松(江)、太(仓)道地方政府向洋商借款十二万七千七百两(含本息),用于镇压本地的小刀会。

   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两广总督黄宗汉在与英法联军作战时缺乏经费,于是向外寻求贷款,最后美国的旗昌洋行向广东政府提供了三十二万两白银,月息六厘。

    从公元1853年到公元1865年,广东,福建,江苏,上海的苏、松、太道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,多次向外国寻求贷款,总额达三百万两。

    这些借款起到了缓解财政、加强实力的作用,令清政府能够将叛乱镇压,重新获得稳定的时机。

    但是借款也是要还的啊,还不上,不是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吗?

    清政府里还是有能人的,他们把借债总金额控制在了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,既保证了有钱打仗,也保证了不会因外债而造成系统性风险。

    这使得清政府又度过了一次生存危机。

    从1870年代到1890年代,清政府基本上又稳固了统治,重新进入了一个发展期,财政状况也在不断改善。

    但是,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,终于改变了一切。

    甲午战争高昂的军费和巨额赔款,终于让清政府财政彻底失控。而民间的群情激奋,也敲响了清帝国的丧钟,义和团运动兴起,随之是辛亥革命爆发。

    大清,就这样从中央集权制的巅峰上摔落了下来,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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